中国戏曲音乐学会历任领导之余从

余从（1931-2018），原名徐灵寿，山西省五台县大建安村人，1931年12月19日生于太原。1949年9月于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三部音乐科结业后，分配至中央戏剧学院，在戏剧理论教研室中国戏剧史教研组，跟随周贻白教授研修中国戏剧史，并担任助教。1955年至1998年先后在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从事戏曲研究，任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1984年始，历任戏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院研究生部戏剧学系主任，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至1998年离休。曾担任文化部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戏曲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戏曲音乐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及名誉会长。

自1982年以来，先后担任国家重大艺术科研项目《中国戏曲志》常务副主编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常务副主编。著有《戏曲声腔剧种研究》，合著有《中国戏曲史略》等。参加编撰《中国戏曲通史》、《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声腔剧种部分副主编）、《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戏曲编审、撰稿人）、《当代中国戏曲》（撰稿人）、《中华文明史》（戏曲史学科主编、撰稿人）、《中国戏曲脸谱艺术》（编委、审读，获第8届中国图书奖）、《中国京剧艺术》（主编之一，获第11届中国图书奖）、《中国戏曲史图鉴》（主编，撰稿人）、《中国艺术百科词典》（副总主编，“戏曲卷”主编、撰稿人）等。余从先生曾发表和收录于各种书籍中的文稿已集结成册，编成《余从文选》，2017年1月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余从文选》封面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编

学苑出版社2017年出版）

作为中国戏曲音乐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余从先生为推进学会的工作劳心劳力，离任后仍对学会的发展极为关心，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参加了学会所有的学术活动，并给予指导。此篇推送，我们经作者及编辑部的同意，转载了中国传媒大学路应昆教授的文章《余从先生治学风范略记》，此文发表在《戏曲研究》第60辑（2002年11月）。文中所附照片，由余从先生孙女徐晋女士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张一帆老师提供，在此深表感谢。

余从先生治学风范略记

路应昆

余从先生原籍山西五台，1931年出生于太原。1949年9月于华北大学三部音乐科结业，分配到中央戏剧学院乐队，不久调至教务处。后进入戏剧理论教研室中国戏剧史教研组，跟随著名中国戏剧史家周贻白先生进修戏剧史，同时也在周先生身边做助教工作。1955年余先生调入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史研究室，在杜颖陶、傅惜华、黄芝冈等前辈指导下从事戏曲史的学习和研究。60年代初“下放”一年后,中国戏曲研究院改称中国戏曲学院,余先生在该院从事本科生教学,主要讲授戏曲近现代史。1973年后,余先生一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初称艺术研究机构、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等)戏曲研究所从事戏曲研究。1980年受聘副研究员，1985 年受聘研究员。1984年至1990年任该所副所长，1990年后任所长，直至1998年离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期间，余先生在做个人研究的同时，也先后参加了一系列集体攻关项目，并在不少项目中担负领导职责。如在两部全国性大型项目《中国戏曲志》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余先生均担任常务副主编。余先生也长期致力于戏曲史论教学工作。1990年后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戏剧学系主任和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1993年由国家教委评定为博士生导师，先后培养了几届戏曲学博士和硕士。余先生还常在中国戏曲学院讲授戏曲史, 并受聘担任该院客座教授。半个世纪中( 除“文革”数年外), 余先生在戏曲的史论研究、编审、教学等园地中辛勤耕耘，劳绩卓著。

余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戏曲声腔，及与声腔密切关联的戏曲剧种。余先生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1990年出版的专著《戏曲声腔剧种研究》中。这部著作的论述范围从戏曲的起源形成直到戏曲在现当代的变革，囊括了戏曲历史演进的全程，显示出广阔的理论视野和深厚的研究功力。余先生主要从声腔角度切入，探讨了戏曲的一系列主要种类的形态特征及其演变。在声腔研究领域，20世纪30年代已有周贻白、马彦祥等先生的专论文章和王芷章的专著《腔调考原》，并已使用“声腔”概念。余先生踏入这一研究领域，也和50年代受周贻白先生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但前代学者囿于当时的治学条件，在该领域仍留下很多空白，不少推论成分很大的看法也有待进一步验证。余先生在前人基础上，对全国各地的声腔剧种进行了更广泛的考查，得出了不少新的认识，将声腔研究推进到了新的水平。在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期间，担任声腔剧种分支副主编的余先生协同分支主编马彦祥先生，与各地的戏曲研究者密切合作，对戏曲声腔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认识上有不少新的突破。如活跃于山东、河南等不少地区的“弦索”，主要源自明清俗曲，后来流传甚广，但此前论家不大重视。清代民间曾有“南昆北弋东柳西梆”之说，“柳”便属弦索一类，但后来学界流行的清代“四大声腔”之说并不包括弦索。余先生与山东纪根垠先生一道，从有关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归纳出弦索声腔系统的存在，填补了戏曲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空缺。

对于作为戏曲学科一大分支的声腔剧种问题，余先生也有更具理论高度的思考。余先生认为，声腔的基本内涵是腔调，但声腔概念不同于具体腔调，而是指层面更高、包容更大的腔调体系或系统。譬如西皮、二黄、平板等都是腔调，它们总体合成的“皮黄腔”则是声腔。一种声腔常有一批较固定的戏，故习惯上常用声腔之名代指用该种声腔演唱的戏，如“高腔戏”、“乱弹戏”等。声腔四下流布时总要因各地语音的不同而“音随地改”，加上其他诸方面因素，在不同地区便分别形成了不同的剧种。声腔与剧种之间有种种交错，如一种声腔可以横跨若干剧种，一个剧种也可以包容若干声腔，这是长期以来各地众多声腔剧种不断交流 、融变的结果。余先生的论述，廓清了一系列理论上的含混，对声腔剧种问题的探讨有重要推动。

余先生也很关注声腔研究的方法。80年代曾一时出现不少讨论声腔的文章和著作，但常见的一种做法是仅根据旧籍中对几种“腔”的零星记载，来推论历史上不同“腔”的渊源流变，而较少从音乐本身出发。有鉴于此，余先生很强调在方法上将“音乐的”研究 (从今存音乐材料人手)与“历史的”研究 (从旧籍记载入手)紧密结合起来。我在余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论高腔》，便采用了这样的方法。《论高腔》扩充后以《高腔与川剧音乐》之名出版，余先生在所赐“序”中更明确指出：作为戏曲学的分支学科之一的声腔研究，“是戏曲历史研究与音乐研究两者相结合而产生的一个研究范畴”。拙著中先今后古、由近及远的做法，即首先弄清今存高腔的音乐状况，再由此回溯高腔的历史，余先生也认为是可行和必要的。

声腔研究对于戏曲理论建设而言，意义甚大。正如余先生在《高腔与川剧音乐·序》中所指出：声腔研究“关系到戏曲品种的认定与分类的科学性”，自然不可等闲视之。而且声腔剧种的兴衰和演进，“展示着中国戏剧 (曲)历史的流程，体现着戏曲艺术发展的规律，和戏曲艺术的总体特征及其变异”，故不能不是戏曲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余先生正是从对戏曲演进历程的这一重要方面的深入研究中，抉发出隐藏在种种历史表象下的一系列规律。《戏曲声腔剧种研究》中的《戏曲声腔》等文，便从语音差异、民俗活动、商贸往来、移民迁徙、艺人流动、官员调迁等诸多社会文化因素的错综交织中，揭示了戏曲声腔在流播各地时的基本变衍方式。

声腔剧种之外，余先生对戏曲史上的不少疑难问题也有广泛、系统的研究。从《戏曲声腔剧种研究》中可以看出，诸如戏曲的起源形成、宋元时代戏文杂剧的兴衰、民间小戏的特征和发展轨迹、京剧的形成、清末民初的“戏曲改良”和后来共产党领导的戏曲改革等等，都是余先生十分关注并有深入研究的课题。余先生与人合著的《中国戏曲史略》(1993年出版)，深入浅出地讲述了戏曲的演进全程，其中对戏曲史上不少繁难问题的释说都可谓举重若轻。张庚先生在为该书所作“序”中写道:“这本《中国戏曲史略》应该说是通俗的，不过其内容并不少，有关中国戏曲发展的许多问题，该说的都说了，而且说清楚了，尽管是‘史略’，但依然保持了中国戏曲发展面貌的完整性。”

由于工作环境的需要，余先生的很多学术成果，都融入了一系列集体编撰的著作中。1978～1979年，余先生参加由张庚、郭汉城先生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的修订，负责第三、四编 (即明代诸腔戏、清代地方戏)的“综述”部分。其后余先生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的编撰，任戏曲声腔剧种分支副主编和一些主要条目的撰稿人。《中国戏曲通史》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为戏曲学科建设的重大成果，问世后一直很为学界瞩目。另外，在1986年出版的《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余先生担任中国戏曲部分的编审和主要撰稿人。在1994年出版的《当代中国戏曲》中，余先生负责剧种部分的撰写。在1989～1994年出版的《中华文明史》中，余先生担任戏曲史学科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在1996年出版的大型图册《中国京剧艺术》中，余先生与张庚先生一道担任主编，也是撰稿人之一。90年代后期，余先生又出任《中国京剧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任，和京剧史与演出团体两个分支的主编兼主要撰稿；同时任《中国戏剧史图鉴》主编兼主要撰稿。这两部煌煌大作也已即将面世。（编者注：《中国戏剧史图鉴》于2003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中国京剧百科全书》于2011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2009年“十大文艺集成”编纂完成总结大会

"大地芳华——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粹"展

余从先生题词

特别需要说到的，是余先生在《中国戏曲志》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两部全国性集成志书编纂工作中的突出贡献。50年代中，戏曲学界已有过“有史、有志”的主张。受前辈启发，余先生1981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提出在全国范围内编写一部大型“戏曲志”的宏大构想——全国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除台湾省外）各编一卷，内容涵盖戏曲由古至今的演进全程和艺术构成的所有重要方面。在张庚、郭汉城等院所领导和文化部的支持下，《中国戏曲志》很快作为“六五”至“七五”期间国家重点艺术科研项目上马。为指导这一全国协作、有数千人参加的浩大工程，余先生先后在吸收历史上大量方志的编写经验基础上，主持起草制定了《中国戏曲志编纂体例》和《中国戏曲志编辑手册》。余先生先后担任总编辑部主任和常务副主编，带领编辑部同仁顺利完成了培训人员、指导编撰、组织审稿、协调出版等一系列复杂任务。当编写工作在全国铺开时，担任《中国戏曲志》主编的张庚先生曾对余先生的工作有高度评价：“在戏曲方面编写方志是前无古人的开创之事，余从同志实际主持这件事不仅组织工作十分复杂庞大，即在体例创建上也是要自寻途径。余从同志带领着编辑部一班同志在这两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赢得了各省编志队伍的信任，得到了威信，这一方面看出了余从同志的组织能力，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他的学术水平。”（引自1987年1月26日关于余从先生晋升职称的推荐书）至1999年，煌煌二十九卷、三千二百三十余万字的《中国戏曲志》已全部出齐。1992年起，余先生又出任《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常务副主编，协助主编周巍峙先生主持这部全国戏曲音乐“集大成”之作的编篡。这一大型项目也在全国动员了庞大的编写力量，计划总篇幅为五千万字。时至今日，这部“集成”的绝大部分省卷都已问世，工程已接近尾声。《中国戏曲志》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以空前的规模架构，尽可能全面、系统地记录了中国戏曲及其音乐的历史和现状，为20世纪末戏曲学术建设中最具历史意义的两大基础工程。余从先生耗费大量时间精力领导实施《中国戏曲志》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的编纂工作，劳苦功高。当然这种全国性的项目都是大集体、大协作的产物，但余先生在组织协作和学术指导方面都表现出高超的能力，很好地完成了他所担负的任务。

半个世纪以来，余先生在教书育人方面也付出了很多心血。90年代至今，余先生已培养出多名博士和硕士。

我自1992年忝列余先生门墙，十年之中，我印象尤深的是余先生的学风。余先生秉承了周贻白、张庚等老一辈学者的优良传统，学术研究中首重一个“实”字：老老实实地研究对象，脚踏实地，以实事求是为最高原则。做学问的根本目的是探求对象的客观真实，而不是炫示研究者的“思想”。故余先生的一贯做法是不求“速成”，不虚张声势，不离开对象去玩弄新词、制造“体系”，不拿险怪出奇的东西懵人唬人。不论口头发言还是落笔成文，总是实实在在，不求表面“光彩”，但一定言之有物、有根有据。常常从书上看只是简简单单几句话，背后却包含着一系列艰难的思考和探索。余先生对学生们的毕业论文，也总是要求选题和写法都“实”，不要做那种花里胡哨、一味在概念上兜圈子的空洞文章。

2005年中国戏曲学院硕士毕业论文答辩会

右后为周育德先生

与“实”字相连的还有一个“虚”字，即在学术问题上的虚怀若谷、谦虚谨慎，这也是余先生学风的一个重要方面。余先生属于那种吸纳多、思考多，却发表意见不多的学者，正所谓厚积薄发。对于戏曲史论领域的许多“疑难杂症”余先生也自有一定的看法，但他总是不轻下断语，乐于先听别人的意见，并不断根据新的调查材料进行新的思考。在《中国戏曲志》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的编纂工作中，余先生身为总编辑部领导，却虚己待人，虚心向各地同行学习，与大集体中每一位同仁平等合作，由此赢得了各地同行的普遍信任和尊重。“树大盘根稳，深池流水慢”；越了解戏曲学科内涵的博大深广，才越不会以无根少据的臆想臆说误人误己。联系当今学界触目可见的“浮躁”之风，余先生的冷静和持重尤其显得可贵！

2009年余从先生（左）与洛地先生（右）合影

2014年7月29日 余从先生题签赠洛地先生

《戏曲史志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

余先生待人接物也以平和、宽厚著称。学术上平平正正、坦坦荡荡，乐于肯定和褒扬别人的长处。对于复杂繁难的问题一向倡导“诸说并存”，有五湖四海的胸襟局量，不以个人好恶裁断是非，体现出真正的大家风度。余先生对学生也总是平等相待，从不要求学生重复导师的见解，而是鼓励学生广泛吸取各家之长，在前人基础上迈出新的步子。从做学问到做人，余先生都属于“本色”一派。在当今“要”字当头、什么都“要”的风气中，余先生给人的印象很深的却是一系列的“不”——不招摇，不赶时髦，不凑热闹，不走“捷径”……一句话:不刻意显山露水，却自然山高水长。余先生也偶尔也和学生们聊自己的家世，聊“文革”，聊当今社会、官场和学界的风气……从先生的平静、沉稳和对世事人情的洞见中，我常能感受到一 种难以言喻的凝重，一种为自己的人生信念不折不挠、无怨无悔的坚韧。

原文发表于《戏曲研究》第60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