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历久弥新 创作笔耕不辍——朱维英
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民乐艺术终身贡献”奖获得者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著名作曲家朱维英
朱维英：中国戏曲学院教授，戏曲作曲技术理论专业研究生导师，北京民族器乐大赛组委会副主任、香港中国民族音乐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戏曲音乐学会名誉会长。曾任中国戏曲学院音乐系主任、中国戏曲音乐学会会长、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现为音乐系、表演系教学督导专家。
从2013年至2016年被中宣部、文化部聘为每年元旦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的新春戏曲晚会的音乐总监。
2010年以来先后为沈阳京剧院创排的《将军道》、《苏秦》、《青天道》、青岛京剧院的《方志敏》、黑龙江京剧院《关东那座山》、安徽京剧院《戚继光》、辽宁艺术曲艺职业学院的 《嫦娥奔月》、吉林省京剧院《杨靖宇》、北京河北梆子剧团的《北国佳人》、《人民英雄纪念碑》、《定都》、《张居正》、陕西戏曲研究院的《大唐玄奘》、河北省评剧院《安娥》、河南省越调团《诸葛亮受命》、《吉鸿昌》、山东诸城茂腔《诸城妈妈》、《刘家庄》等剧目作曲。
经过几年为戏曲作曲专业研究生授课的积累，2012年与研究生高宇共同编选出版了《河北梆子唱腔选集》一书；与沈鹏飞老师合作的《戏曲经典唱腔缩谱集》也即将正式出版。
作曲：朱维英 配器：王亚勋
演唱：刘玉玲
壹
一个关东青年的追求理想的前奏曲
（走向艺术殿堂之前）
关东大地的松辽平原，沃野千里，一望无际。这里既有丰富的物产，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在这片热土上，人民豪爽奔放、朴实勤劳。然而，在那千疮百孔的旧中国，遭受外族野蛮蹂躏和国内反动统治的普通百姓，却始终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尽管如此，在这块民间音乐的热土上，还是孕育了一大批当代音乐家……
一九四五年农历十二月二十，朱维英降生在辽宁辽阳柳条寨乡金山屯村一个普通农民家里。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至1959年，正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广大翻身后老百姓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过上了比较太平的日子。朱家的生活也一样舒心和快乐，朱维英也幸福地走进了学堂。童年的记忆中给他印象最深的，除了来自家庭特有亲情和充满童趣的生活之外，便是那辽南特有的民间鼓吹乐了。
十岁刚过，朱维英便开始正式拜师学器乐演奏了。虽然，他对未来没有明确的的设想，但是，家传的优良品德，使他脑际中始终清晰地记住这样的理儿：凡事不做则已，做就要倾注全力。在学习中，小小的朱维英便显现出敏锐的感受力和特殊的想象力，因此，他学得特别用心也十分刻苦，唢呐、二胡、管子等乐器，他样样专心，样样专研，几近于贪婪与玩命去品味、去学习，“他匆匆忙忙地吸吮着，没完没了地找寻着，没完没了地去追求……” 就这样他在本村小学读完了六年级。
也许是来自家乡文化的渊源影响，也许是来自天生的喜好，虽然没有世袭的家传，但是，朱维英却对中国的民间音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爱好。“他喜欢听大平原的风在空中吵打撕咬，听枣林、杨槐没完没了的絮絮叨叨，听青蛙敲鼓……”那时的他活象一段特殊燃料似的，偶然飞来几朵音符的火花，便能把他彻底点燃，几句美丽的旋律总能让他坐卧不安无数天，他到底要寻觅什么就连自己也弄不清楚。童年时代的朱维英早已记熟了数不清的旋律。“他觉得自己是用骨髓在记忆，旋律过耳便会溶入血中，驱都驱不走。”
伴随着充满活力的音乐和“大跃进”的生活，1959年—1962年先后在李丈人屯中学、柳条寨中学和永乐农业中学完成学业。在此之后回家务农，由于身患疾病，几乎使他丧失了劳动能力。1964年，他开始学习唢呐与本村四个人一起，师从家乡大新庄比较有名气的乐师史维新继续学习唢呐演奏，这期间还到过沈阳学过画肖像。几年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已经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演奏者。
1965年5月 ，朱维英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见到了中国音乐学院招生简章，获知该院要到沈阳、鞍山设点招生，于是，他急匆匆回村找大队领导准备报考，可是竟不被批准，其后几经周折才获准参加。当时交通环境极为不便，加之朱维英又腿病未愈，连续的奔波劳累，使他忍受着常人难奈的痛苦。考试过程中，尽管参加鞍山的初试、复试的考生众多，各个方面都曾有过非常不利于他考取的局面出现，但是凭着自己的坚强毅力和智慧，使得他终于克服了重重阻力，最后艰难闯关。1965年8月初，当朱维英手捧首都北京发来的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录取通知书时，他的心情是那样的激动，那样的幸福，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喜悦与笑容！一时间，“朱家维英要上北京上学了”的消息不胫而走，乡亲们奔走相告传为佳话。
这是朱维英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也是最关键的转折，他实现了青年立志求学的梦想，为他以后的成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带着大东北的豪情与壮阔，他一路风尘一路遐想，带着青年的智慧与力量，从东北闯入了北京城……
贰
一段幸运而又曲折的特殊经历
（步入音乐圣殿的曲折经历）
来到首都北京，繁华的都市风貌和恭王府的亭台楼阁虽然令其心怡，但是，最让他得意的，还是迈入心中向往的音乐殿堂——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师从赵春亭、赵春峰开始唢呐专业和学校的其他专业的学习。
（一）在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学习的日子里
入校之初，朱维英被分到高一（二）班，他和全体男生二十几个人住在现恭王府师大对面小院里的一个集体宿舍，经过短期的安顿之后，他们很快便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每天都让他感到很充实。
命运有时会出现一些捉弄人的事情，正当朱维英倾注全力努力拼搏的时候，他明显感觉到腿疾日渐加重，以前他总认为是关节炎，所以，就没有在意。可是，当他到积水潭医院检查被确诊为右腿关节骨结核时，对于思想上毫无准备的朱维英来说，这样的诊断结果无疑使他在精神上倍受打击。接下来的那段时日里他每天要打十几针，同时还要不断地吃药。如果说身体上和生活中的困难还能够克服的话，不能参加班级的一些组织活动和学业受到了影响，对一个青年男子来说痛苦和惆怅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病魔没有把这位有志青年吓倒，他每天依然顽强地拄单拐和同学郭玉河、张永平住在院内小琴房里刻苦练功、奋发学习。他辞掉了学生会生活部长的工作，把所有的苦闷的情绪都发泄在拼命地练习唢呐吹奏上。
1966年6月，“文革”开始，一时间，全国高校的一切教学秩序统统都被打乱了，中国音乐学院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停课闹革命”的运动之中。整个混乱的局面持续到了1968年。尽管外面鼓噪喧嚣无奈混乱，朱维英仍然在忘我地吸允着那无穷的音乐知识，积聚自己的智慧与力量。此间令人惊喜的是，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病了几年已经无望被医生断言要终生残废的腿病竟不知不觉逐渐有了好转，这年年底朱维英竟能丢掉拐杖乘车和同学们出外串联去了，这无疑令他万分惊喜。当时乘车先后去了武汉、长沙、韶山、又去了杭州，12月底从上海音乐学院回到北京。“走遍了千山万水”之后，他的人生道路也出现了新的转机。
（二）参加样板戏剧团《红灯记》剧组的排演特殊经历
1967—1968年中国京剧院排演现代京剧 《红灯记》，由于该剧已经列为“革命样板戏”因而备受“中央首长”重视，当时剧组在音乐方面搞了许多探索与创新，因乐队缺少一名加键唢呐演奏员，于是朱维英被派往“样板团”参加排演。这对于当时的朱维英来说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两年来他通过参加《红灯记》、《海港》的排练和多次外出实践演出，大大提高了他参与大乐队的演奏水平，使他对戏曲音乐有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也从此使他和戏曲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样板戏《红灯记》电影中，其加键唢呐演奏部分都是朱维英演奏的。由于他的勤奋与认真，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受到了业内人士和组织上的一致好评，参加了广交会等多场重要演出，并随剧组多次受到当时政府要人的接见。
叁
一种孜孜以求开拓进取的精神与力量
（戏曲音乐与理论研究的初创阶段）
图为吕亦非与朱维英等人合著的《河北梆子音乐概论》一书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1969年中国音乐学院解散，朱维英被分配到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任演奏员（唢呐，双簧管）。1970—1977年，在担当演奏员的同时，由于他热爱音乐创作，在本团音乐组老同志吕亦非、王晓一的热情指导与帮助下，先后参加了许多剧目的音乐创作工作。
（一）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在所有的音乐创作中，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70年，参加了《沙家浜》一剧部分音乐的创作；1972年，参加了《龙江颂》的音乐创作与配器；1973—1974年，参加了《云岭春燕》的音乐创作与配器；1975年，参加了《杜鹃山》、《运马路上》、《飞夺泸定桥》几剧的音乐创作与配器工作；1977年参加了《枣林湾》的音乐创作与配器；同年，参加了毛主席诗词《清平乐·六盘山》、《重上井冈山》的音乐创作与配器。
1978年前，他在剧团的创作主要是写气氛音乐和为中西混合乐队写配器，此时的音乐创作，对于朱维英来说尚属刚起步的初级阶段，虽然他对于戏曲音乐的唱腔还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但是，通过创作实践，使得朱维英对西洋管弦乐队与民乐队的性能组合编配技巧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掌握的同时，对于戏曲音乐的唱腔也产生了新的理解与认识。
（二）师从张肖虎之后的成长与进步
1976—1978年，北京市文化局在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举办了北京市市属文艺院团音乐工作者参加的作曲、配器训练班，为了全面提高自己戏曲作曲的业务水平和创作能力，朱维英全程参加了学习，并荣幸地得到了学识渊博的张肖虎、赵宋光等老师的具体指导与训练。通过为期三年多的学习，使他受益匪浅，在作曲理论方面收获颇大，为他日后的创作与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创腔是戏曲音乐创作的重要环节，为了尽快熟悉传统唱腔，掌握本剧种创作规律，从1978年开始，在搜集传统唱腔的基础上，通过学习，他于1979—1980年与吕亦非等开始编写《河北梆子唱腔音乐研究》一书，对河北梆子唱腔的板式变化规律、旋律发展手法、音阶调式旋法、音程特点、转调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地探索与研究，通过实例分析和理论阐述，对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做了系统的归纳与总结，从而加深了他对于河北梆子唱腔音乐基础理论的认识，为日后的唱腔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集中学习与进行音乐创作的同时，朱维英十分注重自己知识结构的全面构建与不断提高，1978年，他结识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作曲家巩志伟老师，并向他学习歌曲创作和配器，并为他的歌曲《相逢在北京》写配器，同时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介绍巩志伟的专题音乐会写解说词和音乐评论文章，这个节目先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部分省市电台多次播出。
1978年，朱维英受中国戏曲学校音乐科约请，为当时在校的73、74、78三届音乐班学生主讲和声、单旋律写作与乐理课，并由此与戏曲音乐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1981年，河北梆子剧团西乐队解散后，朱维英曾在文化局西乐队集训了一段之后，又参加排练了《哀格蒙序曲》、《瑶族舞曲》等几首曲子；1981年为铁路文工团的张海创作了笙曲《沂蒙欢歌》、《喜迎火车进山寨》等几首器乐曲。
通过以上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朱维英在此阶段主要的创作方向是为戏曲剧目创作配乐和写配器及涉足了一些歌曲舞曲的创作，尽管他还没有更多地参加戏曲的创腔工作，但是他已经凸现了这方面创作的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