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问世以来，戏曲音乐研究越来越为学界所瞩目。经该领域同仁多年的辛勤耕耘，产生了不少颇具价值的学术成果。本文拟通过“中国知网”（http://www.cnki.net/）这一平台，对1950～2011年间的当代戏曲音乐研究情况作一概略性观察[1]，旨在给学界提供一些有关这一历史时期戏曲音乐研究的信息。

有关当代戏曲音乐的研究现状，以往的相关文献主要散见于1987年以来的各期《中国音乐年鉴》上的综述。此外，还有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文献综录”中关于20世纪戏曲音乐研究的“综述”[2]。与以上文献所不同的是，本文选择了一个“网络检索”的视角，即，从“中国知网”上观察戏曲音乐研究。这种角度，除了快捷、方便之外，还有侧重“定量”的优势。因此，从这一视角来观察当代戏曲音乐研究，可以回答诸如“当代戏曲音乐研究的发文情况如何”、“当代戏曲音乐文献涉及的戏曲剧种有哪些”、“当代戏曲音乐文献在不同时期有何种变化”、“当代戏曲音乐研究在中国传统音乐各领域中的地位如何”、“在当代戏曲音乐研究中，还存在哪些空白”、“当代戏曲音乐研究的学术影响如何”等问题。而这些，都是以往的相关文献中所没有的。

诚然，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知网”上所能检索的文献，主要是期刊文献。因此，1950~2011年间出版的各种专著（如有关戏曲音乐研究的各种专著、文艺“集成志书”中关于戏曲音乐的各种论述等等）均不包括在内。

从我们检索的文献来看，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成绩很大，问题也很多。故此，本文的内容亦从“成绩”和“问题”两大方面来对检索结果进行介绍。

一、取得的成绩

其一，建国以来，戏曲音乐研究的发文量具有一定阶段性，从总的趋势来看，是在逐渐增长。同时，与中国传统音乐其他领域相比较，戏曲音乐研究居于重要地位。

由于戏曲音乐这一领域的研究范畴极广，运用不同的检索词其结果也将会大不一样。首先，我们选择了“戏曲音乐”为检索词，然后选择“篇名”为检索途径进行检索。按这一检索方式检索，即可得到某一时间段内发表的论文标题中含有“戏曲音乐”字样的所有信息。戏曲音乐研究的文献自然不可能全以“戏曲音乐”为标题，因此，其他方面的诸如各声腔、剧种音乐研究的文献就不包括在其内。

检索结果为：在1950-2011年间，共发表了论文671篇。然后，我们再在这一页面的“分组浏览”中点击“发表年度”，即可得到这一时间段内不同年份的论文发表数。根据检索结果，同时也为了方便表述，我们特将1950-2011年分为：1950-1965、1966-1976、1977-1989、1990-1999、2000-2011几个更小的阶段。这样分段的考虑是，1950-1965刚好是“文革”之前这一时期，1966-1976则系“文革”10年；其后的几个阶段则大体为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代。以下是按不同阶段、不同年份的发文量所统计出的“变化趋势图”：

图1

1950-1965年间

“戏曲音乐”发文情况变化趋势图

图1显示，以“戏曲音乐”为题的论文最早发表于1954年，仅1篇。其中最多为1959年的11篇，其次是1960年的9篇和1958年的8篇，其余均在6篇以下。1961年后，逐年下降。这一阶段总共发文51篇，从1954年算起发文年份合计12年，年均只有4.25篇。

1966-1976的10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发文量为零。以下是1977-1989年间的检索情况：

图2

1977-1989年间

“戏曲音乐”发文情况变化趋势图

从图2中可以看出，“文革”结束后似还有个“恢复期”，至1980年才开始发表该领域论文。因此，这一阶段实质上即所谓“1980年代”的10年。1988年达到最高峰，全年发表16篇，其余均在5-15篇之间徘徊。这一阶段共发文85篇，从1980年算起合计10年，年均发文8.5篇，比上一阶段翻了一翻。再来看看1990-1999年间的检索情况：

图3

1990-1999年间

“戏曲音乐”发文情况变化趋势图

1990年代的前两年，戏曲音乐研究似还在低迷状态之中。1992年异军突起，达到最高峰，为33篇。此后，基本上在10-20篇之间波动。这个10年共发文166篇，年均发文16.6篇，几乎比上一阶段又翻了一翻。最后，我们来看看2000-2011年间的检索情况：

图4

2000-2011年间

“戏曲音乐”发文情况变化趋势图

上图的数据显示，这一阶段的前几年，发文数量与上一阶段基本相似。至2005年，达到22篇，此后一直在20-40之间波动。其中2006、2008、2010、2011年，均在30篇以上。本阶段12年合计发文288篇[3]，年均24篇。

以下，我们再将不同阶段的发文总数（51→0→85→166→288）进行排列比较，得出以下的图5：

图5

1950-2011年间

不同阶段“戏曲音乐”发文总数比较图

此外，我们仍以“篇名”检索的方式，并分别以“民歌”、“民间歌舞”、“民族器乐”、“曲艺音乐”、“仪式音乐”为检索词进行检索，将这些中国传统音乐主要研究领域的发文情况与戏曲音乐的发文量作比较，检索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1 1950～2011年中国传统音乐主要研究领域发文量比较表（按篇名检索）

上表说明，在中国传统音乐主要研究领域中，民歌的发文量遥遥领先。其中的原委较为复杂，这里姑且不论。从戏曲音乐这一角度看，除了与民歌有较大差距外，相对于其他研究领域仍有明显优势。由此可见，戏曲音乐在中国传统音乐主要研究领域中受到较多学者的关注，因而居于重要地位。

其二，在戏曲剧种音乐研究方面进行了不少新的开拓，研究范围涉及全国戏曲剧种总数的76%；此外，还产生了一些“范式创新”的理论成果。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统计，全国共有317个剧种[4]。目前的研究已涉及244个，占全国戏曲剧种总数的76%。检索各戏曲剧种音乐的发文数，我们的方法基本同上，采用“某剧音乐”和“某剧”为检索词[5]，然后以“篇名”为检索途径。下表是所涉及的244个剧种的发文数，合计1136篇。

表2 1950～2011年戏曲剧种音乐研究发文情况一览表（按篇名检索）

检索中我们还发现，在中国知网“发表年度”显示的数据中，各剧种音乐研究的发文量在1980年代[6]之前和之后存在着较大差异。检索结果为：

表3 1980年代以前戏曲剧种音乐研究发文情况一览表（按篇名检索）

上表第四行“评剧、昆剧（昆曲）、汉剧”，是指这三个剧种各发文2篇；第五行“越剧、二人台等”，是指这些剧种各发文1篇。我们可以从中看出，1980年代之前，全国所有关于剧种音乐研究的论文合计仅为29篇，涉及剧种仅为20个，其余为零。若将表2的发文总数1136篇减去29，1980年代后的发文量高达1107篇。由此可见在剧种音乐研究方面，1980年代之前的发文量仅为1980年代以后的2.6%。

蔡际洲、许璐曾对近三十年来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范式创新”的六种类型[7]进行了梳理。戏曲音乐研究的“范式创新”也多产生于1980年代以后。所谓“范式创新”，亦称“结构创新”，是学术原创中的第二个层面[8]。其特点在于这类研究不仅给我们提供新材料、新观点，还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借用这一思路，并用相关检索词来检索戏曲音乐这一领域“范式创新”的文献，结果一如下文所述：

第一，音乐本体研究。这是有关戏曲音乐的内部结构及其形态特征的研究类型。传统的研究范式多为“静态”的定性分析，1980年代以后，对戏曲音乐进行“动态分析”[9]，或进行定量分析（包括运用计算机的方法）等，均为这一方面的新范式。比如，王震亚的《京剧<玉堂春>音乐分析》即为运用“动态分析”方法的较早文献[10]；在定量研究和计算机方法的运用上，还有杨红的《昆曲音调模式的分析与确定》[11]和蔡际洲的《京剧抒情性唱段句幅变化的统计学研究》[12]等等。

第二，历史渊源研究。这是考证某声腔、剧种来源问题的一种研究类型。以往的文献多用“文献考证”的方法，1980年代以后，运用“曲调考证”和“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法，即为这一领域新的研究范式。如刘正维的《二黄腔论源》[13]、蔡际洲的《“辽金北鄙”遗音与南北曲音乐之渊源》[14]等等。

第三，地理分布研究。这是借鉴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旨在考察戏曲音乐的地理空间状况。民歌研究在这一领域走在最前沿（如“民歌色彩区”），戏曲音乐也有类似的文献，如王芷章的《昆山腔分布概况》[15]和刘正维的《戏曲腔式及其板块分布论》[16]等，在这一方面具有开拓意义。

第四，传播变迁研究。是指对戏曲音乐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中发展演变过程的研究类型。这种研究范式，既有对我国民族音乐研究传统的继承，也有对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借鉴和运用。如王耀华的《歌仔戏<七字调>的形成与发展》[17]，是研究戏曲音乐在不同时间中变迁的较早实例；刘正维的《梁山调腔系论证》[18]，则是考察戏曲音乐在不同空间如何传播的较早实例。

第五，文化背景研究。是对戏曲音乐所处生存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这是1980年代以来，受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和其他学科理论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如卢光的《德格藏戏音乐》[19]、蔡际洲的《南北曲形成的文化生态》[20]等，既研究音乐本身，又考察音乐与文化背景的关系。

第六，文化内涵研究[21]。是指对戏曲音乐的文化意义、特征、原因、属性、功能等进行解读、说明的一种研究。相对只研究音乐本身的传统路数来说，这也是一种新的范式。何为的《论戏曲音乐的民间性》[22]，在解读戏曲音乐的文化属性方面，作了较早的探索；其后还有汪人元的《略论戏曲音乐的功能》[23]、《论戏曲音乐的特殊逻辑——程式性》[24]等等。

值得说明的是，这些新范式的运用根据研究的需要突破了原先的理论模式，进一步扩宽了我们的学术视野。此外，从一种范式向另一种范式转移，因认识范围和研究侧重点的不同，预示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将一次次被开启。这不仅使我们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而且还会有助于我们的研究更加深入。

二、存在的问题

关于存在的问题，我们拟从学术规范、学术创新和学术影响三个方面进行介绍。

1. 从学术规范方面看

学术规范，是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尤其是按学术研究的“实质规范”——“四个必须”[25]中的第一条来衡量，在我们见到的戏曲音乐文献中大多不合要求。考虑论文发表时间的连续性，我们选择1980-2011年为检索的时间范围，并以“戏曲音乐”为检索词，以“篇名”为检索途径，在每年的“主题排序”中选择最前面的2篇，合计64篇。经阅读这些论文发现，其中60篇没有交代前人文献，不合学术规范者达94%。问题在于这些文献都是“自说自话”，完全无视前人的研究。这一检索结果，与蔡际洲近年来撰写的相关综述中的情况基本相同：

其一是蔡际洲、许璐撰写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30年——关于学术规范的审视与学术创新的反思》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对1980-2009年间发表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含戏曲音乐）的300余篇论文进行过研读分析，其中“自说自话”者占91％。

其二是蔡际洲分别与徐烨、杨明辉合写的几篇戏曲音乐研究的综述，即《2001年度的戏曲音乐研究》、《2008年度戏曲音乐研究综述》等。其中所及论文90％以上属“自说自话”。

如在《2001年度的戏曲音乐研究》的结语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本年度的17篇论文中，除了陈钧、乔新建、姚艺君、吴丽君、张利珍、钟键、寒声、王义彬、周来达等人的文章有参考文献外，其余的全无参考文献。此外，在这17篇论文中，竟没有一篇文章在序言中论及该文所涉及研究领域的现状和自己的研究与前人的区别。这一问题恐怕不仅仅是在戏曲音乐这一领域，其他领域也普遍存在。学术论文的规范化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这是知识创新和杜绝学术“垃圾”的基本保证。除了作者应加强学习外，音乐编辑也应对作者提出要求才是。[26]

再如《2008年度戏曲音乐研究综述》结语部分所述：

在本年度的戏曲音乐文献中，究竟有多少是原创性成果？有多少是学术垃圾？目前还是一个大问号。原因是，在本文综述的32篇论文中，有30篇没有交代该领域的前人文献，约占94％。也就是说，这大部分论文基本上是“自说自话”。因此，笔者的综述也只能取“述而不作”的方式，如实地为学界提供一些信息而已。

在如今信息大爆炸的年代，面对这类极不规范的论文写作，是难以判断其学术价值的。倘若必须对其作出学术评价，恐怕只有另行撰文作专题考证。……但以笔者浅陋的知识，还是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比如，上述的《试论京剧声腔和音乐的发展》一文。如果说得好听一点，其内容基本上是已有知识的重复（除个别地方，大部分内容在刘吉典先生30年前出版的《京剧音乐概论》中均可见到）；不好听的话，就是抄袭。全文除直接引用徐兰沅先生的话注明了出处外（著录信息还残缺不全），再没有一个注。而且，这还是一位研究生的作品。但愿在以后的综述中，没有这类问题发生。[27]

在时隔七八年的两篇综述中，存在的问题依旧。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当代戏曲音乐研究中，约90％的论文“自说自话”——既不交代相关领域的前人文献，也不说明自己的研究与前人有何区别。这样的学术研究，其原创性是应受到质疑的。

2. 从学术创新方面看

首先，目前尚有73个剧种的检索结果为“零”，这些剧种涉及20个省、市、自治区。可见，在剧种音乐研究上目前还有不少“空白”。按《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中记载的317个剧种，以下73个剧种在“中国知网”上的检索结果为“零”：

表4 1950～2011年间检索为“零”的戏曲剧种一览表

注：其中罗子戏流行于山东和河南，大筒戏分布于陕南和鄂西北，出于统计之需，这两个剧种在上表中只列入了一个区域中。

上表中的“空白”，不仅有待我们去填补；而且这种现状势必会影响和制约戏曲音乐研究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其次，在方法和范式的创新上，某些方面显得相对滞后。诚如上文所述，自1980年代以来，民族学、人类学、史学、美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被引入戏曲音乐研究。无疑，与以往较为单一的戏曲音乐研究范式相比，有了较大改观，不少研究已然步入“范式创新”的层面。诚然，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所难免，在以上所及范式创新的六种类型中，有些方面我们比中国传统音乐的其他领域来说，显得相对滞后。如音乐本体研究，运用定量的方法和运用计算机对音乐形态进行分析，最早的是发表于1988年的民歌文献，戏曲音乐文献则产生于1990年代以后。再如在文化背景研究方面，最早的文献出现在1980年代前期，戏曲音乐文献则出现在1988年以后。

第三，在理论的创新上，与传统音乐其他领域一样，少有作为。理论创新，亦即理念层创新，说具体点，“是指在学术创造过程中提出一个新的理论，一个新的原理。这是学术原创的最高层次，也是学术原创的最终落脚点。……所谓理论，即理念的系统化。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其根本的原创意义就在于形成了‘剩余价值理论’这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活动的基本原理。[28]”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检索结果中，尚未发现戏曲音乐研究进入这一层次。如果我们能在已有范式创新的基础上，不满足已有成绩，不断努力探索，就一定会在这方面有所建树，有所创造。建立在我国本土经验和中国传统音乐各领域（含戏曲音乐）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果，必将以其独特的身份出现在我国学科之林。

3. 从学术影响方面看

在学术影响方面，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平还有待提高，影响还有待扩大。从上文可知，戏曲音乐的发文量在中国传统音乐各领域中位居“第二”；但从论文的“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方面衡量，其结果就会发生变化。以下为中国传统音乐主要研究领域学术影响情况的比较。

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将“中国知网”上发表的中国传统音乐各领域的论文，按“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排序，然后将各领域位居前10名的论文的“被引频次”、“下载频次”分别相加，即得出这几个研究领域的“总被引频次”和“总下载频次”，然后列表进行比较。在文献计量学研究中，学术论文的“被引频次”、“下载频次”往往是衡量某一理论刊物学术影响的重要指标。对于某一研究领域说来，我们认为，被引频次可资作为“学术认可度”的参考；而下载频次则可资作为“学术关注度”的参考。二者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一领域的“学术影响”。检索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5 中国传统音乐主要研究领域（部分作者）学术影响比较表

从上表中可以管窥戏曲音乐在中国传统音乐主要研究领域中的学术影响力。虽说表面上看戏曲音乐研究的学术影响位居第三，但无论是总被引频次还是总下载频次，与民族器乐、曲艺音乐、民间歌舞研究的领先优势已不明显，然而与民歌研究相差了三倍之多。在音乐学界大力引进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的今天，仪式音乐研究作为一个学术热点也迎头赶上并“异军突起”，与戏曲音乐研究拉开了较大距离。无需讳言，戏曲音乐研究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日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结语

根据以上粗略的回顾与归纳，应该说我们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戏曲音乐研究的基本情况有一大体的了解。一方面，我们取得了不少成绩；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中尚存不少问题。从本文所述的研究现状来看，我们以为，束缚其学术进展的主要症结还在于学术原创的动力不足。不少论文“自说自话”，不尊重前人成果，不熟悉研究现状。因此，在发文量日益剧增的表象之下，不少所谓的研究只能算是低水平重复，甚至剽窃抄袭。在质料层、范式层创新都难以保证的情况下，就更遑论理论层的创新了。因此，唯有遵守学术规范，摆脱各种利益的诱惑，扎扎实实、脚踏实地地从一个个个案做起。在不满足于质料层原创的同时，还朝着范式层创新、理论层创新的目标迈进。一方面，在本学科自身的学术传统中寻找可资利用的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在与其他学科“交叉”的过程中找到与本学科的契合点，以寻求戏曲音乐研究新的路径与方向。这样，才有可能不仅在质料层、范式层的创造上，而且在理论与方法上形成自己的体系，推动戏曲音乐研究走可持续发展之道。

[1] 1949年以来，我国最早的专业音乐期刊是1950年创办的《人民音乐》。因此，能在“中国知网”上检索到的音乐文献，也主要产生在1950年以后。这是我们将文献检索的时间段锁定在1950~2011年的主要原因。此外，本文数据的检索时间最初为2011年9月，2012年10月又重新进行检索，并在此基础上撰写成文。

[2] 姚艺君：《中国戏曲音乐》（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文献综录·中国传统声乐卷），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年版，第4-71页。

[3] 这一阶段的288篇，加上以上几个阶段的总数166篇、85篇、51篇，总计590篇。这一数据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检索总数671篇不相符。为何不同途径的检索数据有异，原因可能与“中国知网”有关，待查。因此，本文的的检索数据聊作参考而已。

[4]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中国戏曲剧种表），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588-605页。

[5] 之所以选择“某剧音乐”为检索词，是因为仅以“某剧”检索的话，选择面就会过宽。这样，势必使得其中凡涉及“某剧”剧本、导演、舞美、表演等方面的文献也会与“某剧”音乐的文献混在一起出现。但是，也有些论文虽然写的是音乐，但在篇名中不一定出现“某剧音乐”字样。为了不必要的遗漏，我们凡遇见以“某剧音乐”为检索词的检索结果为零时，就将检索词去掉“音乐”二字，仅用“某剧”检索，然后在检索结果中看论文的篇名和摘要，最后确定检索的篇数。

[6] 1980年刚好是我国音乐学术复苏的一个重要分界线。尽管文革结束于1976年，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似应从1980年开始。因为，我国重要的音乐学术期刊《音乐研究》于1980年复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于1980年创刊。以此为界，可以观察、比较文革前后该领学术研究的基本情况。

[7] 蔡际洲、许 璐：《中国传统音乐研究30年——关于学术规范的审视与学术创新的反思》，《黄钟》2011年第4期，第191-202页。

[8] 邹诗鹏：《学术原创的三个层面》，http://www.acriticism.com/2005-11-01/2012-10-25.

[9] “动态分析”（Dynamic Analysis）这一概念来自经济学，如“动态经济学”（Dynamic economics），是针对“时间路径”上的变化进行的经济学理论研究。笔者借用其来表示在戏曲音乐研究中，将音乐形态与剧情展开的“时间路径”，以及演员的“手眼身法步”结合起来的一种分析方法。这种分析较之以前的脱离剧情“时间路径”的“静态分析”来说，是一种范式创新。

[10] 王震亚：《京剧<玉堂春>音乐分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第3-16页。

[11] 杨 红：《昆曲音调模式的分析与确定》，《齐鲁艺苑》1992年第2期，第46-49页。

[12] 蔡际洲：《京剧抒情性唱段句幅变化的统计学研究》，《黄钟》1999年第3期，第28-35页。

[13] 刘正维：《二黄腔论源》，《音乐研究》1986年第1期，第73-89页。

[14] 蔡际洲：《“辽金北鄙”遗音与南北曲音乐之渊源》，《黄钟》1993年第1期，第172-178页。

[15] 王芷章：《昆山腔分布概况》，《戏曲艺术》1981年第4期，第96-102页。

[16] 刘正维：《戏曲腔式及其板块分布论》，《中国音乐学》1993年第4期，第33-42页。

[17] 王耀华：《歌仔戏<七字调>的形成与发展》，《福建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第69-81页。

[18] 刘正维：《梁山调腔系论证》，《音乐研究》1983年第1期，第49-74页。

[19] 卢 光：《德格藏戏音乐》，《中国音乐》1988年第3期，第76-77页。

[20] 蔡际洲：《南北曲形成的文化生态》，《中国音乐学》1993年第1期，第122-129页。

[21] 这里的“文化内涵研究”是对蔡际洲提出的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角度中“阐释研究”的修正，详参蔡际洲《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角度》（载《黄钟》2007年第1期，第78-83页）一文。后经作者仔细考虑，“阐释研究”的提法，与其他几种研究角度等并列不妥，故此改之。

[22] 何 为：《论戏曲音乐的民间性》，《文艺研究》1980年第2期，第86-97页。

[23] 汪人元：《略论戏曲音乐的功能》，《艺术百家》1987年第4期，第115-119页。

[24] 汪人元：《论戏曲音乐的特殊逻辑——程式性》，《文艺研究》1987年第1期，第94-101页。

[25] 蔡际洲、许 璐：《中国传统音乐研究30年——关于学术规范的审视与学术创新的反思》，《黄钟》2011年第4期，第191-202页。

[26] 蔡际洲、徐 烨：《2001年度的戏曲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年鉴》（2002），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89-96页。

[27] 蔡际洲、杨明辉：《2008年度戏曲音乐研究综述》，《中国音乐年鉴》（2009），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待出版。

[28] 蔡际洲、许 璐：《中国传统音乐研究30年——关于学术规范的审视与学术创新的反思》，《黄钟》2011年第4期，第191-202页。

原载《交响》2012年第4期

蔡际洲，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历任《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北卷》编辑、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副主编、音乐学系主任等职。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戏曲音乐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组成员。

独撰、合著、主编、参编的著作、教材有《引商刻羽：长江流域的音乐》（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音乐理论与音乐学科理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音乐学学术规范读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等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音乐评论和译文有《“辽金北鄙”遗音与南北曲音乐之渊源》（《黄钟》1993年第1期）、《中国传统音乐的生态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中国音乐》2003年第2期）、《音乐学学术规范论略》（《音乐研究》2004年第2期）、《文化地理学视野中的中国音乐家研究》（《中国音乐学》2005年第2期）、《音乐文化与地理空间》（《音乐研究》2011年第3期）等100余篇。主持编辑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30余期（1994-2002），共约600万字。

参加国家“七五”重点研究项目，曾获文化部颁发的“集体成果奖”和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发的“文艺集成志书编纂成果二等奖”；《当代中国戏曲音乐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趋向》《京剧抒情性唱段句幅变化的统计学研究》《音乐类硕士学位论文的定量评估》等多篇论文曾在全国性音乐论文评奖中获一等奖和二等奖。曾应邀赴国内外著名高校如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戏曲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厦门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美国密里金大学等讲学访问。

胡建，博士，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现主要从事中国音乐史和民族音乐学的教学与研究，主持省级项目两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