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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夫:《粤剧唱腔音乐形态研究》
中山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
作者简介

孔庆夫,湖北荆州人,文学博士(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现任中山大学艺术学院教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粤剧音乐、戏曲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主持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等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十余项。在《文艺研究》《戏曲研究》《戏曲艺术》《文化遗产》《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等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个人学术专著3部。曾获王国维戏曲论文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
内容简介
《粤剧唱腔音乐形态研究》一书对粤剧唱腔音乐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作者通过文献研究、曲谱分析、大数据比较等方法,系统梳理了原生梆子腔与粤剧梆子腔,原生二黄腔与粤剧正线二黄腔,原生反二黄腔与粤剧反线二黄腔,粤剧乙反二黄腔,泛指性曲牌、专指性曲牌与粤剧唱腔曲牌,以及粤地南音、木鱼、粤讴、河调等粤剧唱腔结构的调式形态、板式形态、腔式形态、曲牌形态、词格形态、腔格形态、韵格形态以及其他专属性唱腔的形式、内容和结构等,厘清了粤剧多曲体唱腔音乐的内部本体形态。
另一方面,作者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的角度,总结出了粤剧唱腔音乐的“本生性”规律,为其代际传承提供了“移步不换形”的内容、结构和范式。此外,作者进一步探究了粤剧唱腔音乐的“衍生性”规律,为其外延传播、群体接受和社会普及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音乐形式、发展方向和相关建议等。
有鉴于此,该书对于同时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和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粤剧,在新时代的进一步保护、传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具有良好的学术价值。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粤剧唱腔音乐调式形态
第一节 原生梆子调式结构与粤剧梆子调式衍生
第二节 原生二黄调式结构与粤剧正线二黄调式衍生
第三节 原生反二黄调式结构与粤剧反线二黄调式衍生
第四节 粤剧乙反二黄调式结构、欢苦音与乙凡音中立结构及调式变体
小结
第二章 粤剧唱腔音乐板式形态
第一节 对现有戏曲板式定义、分类及公认套式的思辩
第二节 原生梆子板式结构与粤剧梆子板式衍生
第三节 原生二黄、反二黄板式结构与粤剧正线二黄、反线二黄板式衍生
第四节 粤剧乙反二黄板式结构
小结
第三章 粤剧唱腔音乐腔式形态
第一节 戏曲腔式的结构、类别及运用
第二节 原生梆子腔式形态与粤剧梆子腔式衍生
第三节 原生二黄腔式形态与粤剧正线二黄腔式衍生
第四节 原生反二黄腔式形态、粤剧反线二黄腔式衍生与乙反二黄腔式结构
第五节 粤剧唱段中粤地说唱的腔式形态
小结
第四章 粤剧唱腔音乐曲牌形态及粤地说唱音乐形态
第一节 泛指性曲牌、专指性曲牌与粤剧唱段中的曲牌
第二节 “同宗又一体”与“异宗另一体”粤剧唱腔曲牌
第三节 粤剧唱腔曲牌的传承、移植、变体、吸收与坚守
第四节 粤地说唱的音乐形态
小结
第五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对粤剧唱腔音乐的“生态”思考
第一节 原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假定性认识”
第二节 本生态:粤剧唱腔音乐的保护与传承
第三节 衍生态:粤剧唱腔音乐的三种发展倾向
小结
结论
参考资料
附录一:本书采用的187首粤剧唱段中的251支曲牌与550个选段
附录二:乐府三百三十五章
后记
《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总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学科独立
(代序)
宋俊华
21世纪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面开展的全球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传统文化和学术生态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国家的、族群的、地区的、社区的传统文化正在以新的符号形态被人们所认知、重塑,许多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生产、生活技能、经验、知识、习俗和仪式等正在被一种新的概念符号——“非物质文化遗产”所统称,与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启动的物质遗产保护相呼应,“文化遗产”正成为新世纪一个主流词语,“遗产时代”已经正式开启。另一方面,与传统文化一样,学术生态也在经历一个重塑的过程,一个从“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开展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正在兴起,关于人类生产和生活技能、经验、知识、习俗和仪式的某一侧面、某一领域特殊性的传统研究和传统学科,正在以一种新的面貌进入人们的视野。
从认识论来看,人类对事物的认识要经历从整体到部分再到整体不断循环递进的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在21世纪的兴起,正是人类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从关注“特殊性”部分到关注“普遍性”整体转变的一个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涵盖的对象如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传统音乐、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曲艺、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传统医药、民俗等,曾经被作为文学、戏剧学、音乐学、美术学、工艺学、曲艺学、体育学、医学、民俗学以及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特殊对象,也是这些学科之所以独立的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提出,正在改变这些传统学科的现有格局,推动人们关注这些学科对象背后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即这些学科对象所指的传统文化是如何被当下特定国家、族群、地区、社区、群体乃至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如何传承和传播的,以及如何保护和发展的。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依靠一个短期的社会运动所能完成的,而是需要一个长期、持续的理论研究和科学实践才能实现。这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之所以兴起、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界定为“采取各种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保护措施包括“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可见,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所在,所有保护措施都要围绕这个核心来实施。在过去十多年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我国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所采取的措施,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宣传性措施,如确认、研究、宣传、弘扬等,主要以评审、公布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代表,如“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等。另一类是行动性措施,如立档、保存、传承、振兴等,主要以开展普查、建立档案馆、数据库、传习所,开展传承教育、生产实践等为代表;在中国集中表现为“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等实践探索。无论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理解,还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性措施、行动性措施的执行,都要以学科建设为基础。传统学科如文学、戏剧学、音乐学等主要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象是什么、有什么发展规律等问题,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是什么、如何保护等问题却关注较少。后两个问题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宣传性措施向行动性措施转换的重要基础。一言概之,传统学科重在“解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试图“保护世界”。
无论是解释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构成的“世界”,还是要保护它,我们都要面对许多新的问题。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求的统一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客观存在的多样性的关系问题: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具体的社区、群体和个体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并传承的活态文化传统,社区、群体和个体及其生产、生活实践的差异性,自然造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是要承认每种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合法性,并为其多样性存在提供保护。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和规则,要求在多样性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建立一种统一性或普遍性,而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样性存在造成新的干预和规范。这类问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一个本体性问题,也是只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才能直接面对的问题。又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问题,也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不断被凸显出来的问题。外来访问者往往比本地所有者更加关心这个问题。对外来访问者而言,认识、研究和保护一个特定社区、群体或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离开“本真性”标准。他们中有些人甚至固执地认为这个“本真性”标准是绝对的、静止的,是不能改变的。事实上,特定社区、群体或个人对其日常生产、生活中从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往往是以能否满足其即时的生产和生活需要为衡量准则的,所以,在他们眼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若能够满足他们即时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就有本真性,否则,就没有本真性,绝对的、静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是不存在的。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如何协调外来访问者与本地所有者关于“本真性”认识的不同,建立一个涵盖外来访问者与本地所有者共同认可的“本真性”,也是只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才能真正回答的问题。再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等实践探索,要真正能够转变为一种普遍性的范式和理论,也只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才能实现。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国家和地区来说,往往与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战略等相联系,这方面的深入和系统研究,也有赖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发展。
正是基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势与问题的科学认识,基于对传统学科转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独立的准确判断,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近十五年来,一直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学科理论建设工作。我们除了每年编撰出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蓝皮书)外,还陆续编撰出版了“岭南濒危剧种研究丛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丛书”等,这次出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丛书”是上述丛书的延续。我们将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案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交流等专题进行编撰出版,在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的同时,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促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提供学术支持。
宋俊华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2018年02月10日
序言
孔庆夫
我们在对粤剧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称“非遗”)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时,要保护些什么?要传承些什么?又要发展些什么?
粤剧作为“以歌舞演故事”(王国维语)的传统戏剧,其自身的美学精髓、情节布局、矛盾发展以及观演者审美心理的满足等,都需要通过具体的曲体唱段和不同的唱腔音乐来表达和实现。而粤剧唱腔又是可以同时演唱曲牌腔、梆子腔、二黄腔和粤地说唱腔的多曲体音乐结构。如此一来,非遗语境下的粤剧保护、传承和发展,就需要以粤剧唱腔音乐为首要对象,研究、厘清并保护粤剧曲牌、粤剧梆子、粤剧正线二黄、粤剧反线二黄、粤剧乙反二黄、粤剧南音、粤剧木鱼、粤剧龙舟等多曲体唱腔音乐的调式形态、板式形态、腔式形态、曲牌形态等内部本体形态。
除此之外,由于粤剧同时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和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类别:传统戏剧;序号180;编号Ⅳ—36)的双重身份,因此,在研究、厘清粤剧唱腔音乐“内部本体形态”的基础上,还需要从非遗原生态、本生态、衍生态的学理角度出发,进一步研究、厘清粤剧多曲体唱腔音乐在粤剧非遗保护中,其“本生态”与传承和保护之间的关系、其“衍生态”与传播和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问题等。
鉴于此,本书主要从七个方面展开。
其一,粤剧唱腔音乐的多曲体调式形态研究。粤剧唱腔中不同的曲体具有各自不同的调式形态。如粤剧梆子不同于南北线梆子(豫剧、秦腔)生旦共腔的调式结构,其实现了宫徵交替的生旦分腔,并实现了“一桠三枝”的分喉;“分腔”后的生腔、旦腔和“分喉”后的大喉、平喉、子喉等形成了不同的调式形态。粤剧正线二黄在词格结构上,可分为段体和句体两类:段体类多为徵起→宫落(两段体)、徵起→宫过→商收(三段体)和独立宫调三类调式结构;句体类多为交替型宫调式和交替型徵调式两类调式结构。粤剧反线二黄多为独立宫调和交替宫调两类调式结构。粤剧乙反二黄在词格结构上,也可分为段体和句体两大类:段体类多为合起→上收(两段体)与合起→上过→上收(三段体)两类调式结构;句体类多为合为君与上为君两类调式结构。粤剧乙凡中立音调式虽然会用到与北线梆子(秦腔)苦音一致的↓7 ↑4两个中立音,并形成了与北线梆子苦音调式一致的音列;但与苦音调式中↓7 ↑4两音不具有调式决定功能、只作为中立音存在不同,粤剧乙凡中立音调式中的乙、凡(↓7、↑4)两音则作为骨干音存在,且具有调式决定功能,并以其特有的乙凡纯五度结构锁定了粤剧苦喉腔的音乐特征。粤剧南音在词格结构上多由起式段、正文段、收式段三部分组成,且收式段多为正文段调式结构的整体重复,极少改变。粤剧木鱼、粤剧龙舟在调式结构上均以C宫为主,极少改变,且极少旋宫。
其二,粤剧唱腔音乐的多曲体板式形态研究。粤剧唱腔中不同的曲体具有各自不同的板式形态。如粤剧梆子具有慢板单套、嵌入式曲体结构、前后联套布局三大显著特点。粤剧正线二黄具有独板单套、前后联套、本体联套三大显著特点。粤剧反线二黄无原生反二黄(汉剧)惯用的导板与回龙结构,多以慢板单套贯穿唱段,极少例外。粤剧乙反二黄则有慢板单套、五类常规性联套、“同起板,异收板”联套三大显著特点。粤剧南音在板式上多以慢板单套为主,中板单套为辅。粤剧木鱼、粤剧龙舟在板式上则多为散板结构,极少改变。
其三,粤剧唱腔音乐的多曲体腔式形态研究。粤剧唱腔中不同的曲体具有各自不同的腔式形态。如粤剧梆子多为板、眼双起与枵眼起腔的腔式结构,较少使用三腔式,且少插句、少衬词句,也较少换板。粤剧正线二黄多为以板起、散起、枵眼起基础上的两腔式为主,单腔式为辅,兼用三腔式的腔式结构,且较少采用拖腔。粤剧反线二黄多为以板起、枵眼起基础上的两腔式为主,单腔式为辅,极少采用三腔式的腔式结构,并较少采用拖腔。粤剧乙反二黄多为以板起、枵眼起基础上的两腔式、单腔式为主,且较少采用三腔式的腔式结构。粤剧南音多为板起、眼起、枵眼起与单腔式、两腔式、三腔式综合使用的腔式结构。粤剧木鱼、粤剧龙舟多为散起单腔式结构,极少改变。
其四,粤剧唱腔音乐的曲牌形态研究。本书认为20字两阕四句结构为古曲【雁儿落】曲牌的初始形态;三阕七句结构为古曲【寄生草】曲牌的初始形态;42字四阕八句词格﹢七声宫调式结构为古曲【小桃红】曲牌的初始形态。而粤剧唱腔中的【雁儿落】【寄生草】和【小桃红】的音乐形态,与上述三支古曲曲牌的初始形态完全不同,且差异巨大。因此,可以断定两者之间虽共有同一牌名,但属于异宗另一体关系。
而从粤剧唱腔音乐的曲牌构成来看,大抵来源于五个方面:对传统文人、民间、宗教、宫廷音乐曲牌的传承,对非粤地传统器乐曲牌的移植,对粤地传统器乐曲牌的变体,对外来异质音乐和粤地说唱音乐的吸收,对粤剧先贤音乐作品的坚守与运用等。如此一来,在粤剧唱段中就形成了源头多元、风格各异、情绪多样的曲牌组合。
其五,“原生态”与非遗理论的假定性认识。本文认为“原生态”只是一种非遗学理上的假定性认识;对非遗对象所作之原汁原味”的设问,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设问;而相关学科定义“原生态”的逻辑起点,也缺乏充足证据。
其六,“本生态”与粤剧唱腔音乐的传承和保护。“本生态”是非遗对象流变过程中相对稳定的东西与流变的时空环境相结合时所呈现出的综合性状态。非遗对象流变到每一个时间节点上,都会与同样流变到该时间节点的“时空环境”相结合,而这种结合所呈现的综合性状态,就是该非遗对象在该时间节点上的“本生态”。
具体到“粤剧”来看,其唱腔音乐的“本生态”是同时容纳和涵盖了曲牌、梆子、正线二黄、反线二黄、乙反二黄、粤地说唱(南音、木鱼、龙舟等)以及港台流行歌曲、海外电影插曲等各种曲体的综合性状态。对粤剧唱腔音乐“本生态”的保护和传承,需要且一定要保护粤剧曲牌、粤剧梆子、粤剧正线二黄、粤剧反线二黄、粤剧乙反二黄、粤剧南音、粤剧木鱼、粤剧龙舟等多曲体唱腔的调式形态、板式形态、腔式形态、曲牌形态、词格形态、腔格形态、韵格形态等各类“本生态”。
其七,“衍生态”与粤剧唱腔音乐的传播和创新。粤剧唱腔音乐在当代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呈现出了淡梆黄化、非粤语演唱、采用和声创腔手法等“衍生态”。三类“衍生态”的出现,既表明了粤剧唱腔音乐历时以来的开放性、兼容性和吸收性特征,同时也是粤剧唱腔音乐在传播、创新、发展等方面的有益尝试和探索。
总体而言,粤剧艺术的美学精髓,需要通过具体的唱段、唱腔和多曲体结构的音乐元素来表达和实现。非遗保护语境下的粤剧唱腔音乐研究,对于粤剧艺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
后记
承蒙导师宋俊华教授提携,本书忝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丛书。
本书的撰写和完稿离不开导师宋俊华教授的悉心指导。从题目的拟定、框架的确立到篇章的撰写等,都倾注了先生的大量心血。如果说本书能够有一些突破和价值,那要归功于先生的谆谆教诲!如果说本书还存在很多不足和缺陷,那要归责于我自己学业不精、管窥蠡测。先生渊博的学术知识、开阔的学术视野、高尚的人格精神、儒雅的文人情怀等,都已经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并将伴随我的一生。
感谢中山大学艺术学院金婷婷院长、吴晓枫书记、李燕副书记等党政领导团队,感谢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彭玉平主任、于海燕书记、陈方副书记等党政领导团队,感谢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原学术委员会吴承学主任,感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办公室的秦彧老师、王娜老师、陈熙老师、李慧老师等。感谢您们的辛勤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优越、方便、高效的学习、生活环境,感谢您!
感谢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业师们,感谢你们多年以来在学业教育、学术指导、论文修改、课题申报、学术会议、人生规划等各方面对庆夫的指导、关心和爱护。能够跟随诸位业师学习,是庆夫此生最大的荣幸!感谢戏剧史家、国家级教学名师黄天骥教授,戏剧史家、“百家讲坛”主讲人康保成教授,戏剧史家欧阳光教授,戏剧史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黄仕忠特聘教授,戏剧史家董上德教授,美学家高小康教授,民俗学家王宵冰教授,民俗学家刘晓春教授,民俗学家蒋明智教授,戏剧史家戚世隽教授,戏剧史家倪彩霞教授,戏剧史家黎国韬教授,戏剧史家陈志勇教授。(以齿为序)
感谢我的父母、岳父母和家人,感谢他们多年来给予我的鼎力支持、爱护和帮助。特别要感谢妻子金姚博士,当年我考取博士时大女儿只有5岁,读博士1个月以后,二女儿才出生。多年来,您为了我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艰苦的学术写作中,在兼顾自己繁忙工作与学术研究的同时,还要一个人照顾两个小孩及四位父母。并且把家庭所有事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您真心辛苦了!衷心感谢您!
由于个人学力、精力有限,书中疏漏之处很多,恳请各位读者不吝批评和斧正!
庆夫于康乐园
2020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