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天是余从先生两年祭。2018年6月29日，余从先生与世长辞。先生曾先后任会长、名誉会长，为学会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此文作者洛地先生，戏曲理论研究专家，曾任我学会副会长。作此文时洛老已是耄耋之年，文中渗透出他与余从先生几十年清澈如水的君子之交。2004年我学会换届大会期间，二位先生在当时国戏招待所二层小住几日，开会、讲座的间歇，聊学术、谈往事，令我等后辈高山仰止。2015年9月6日，洛老因病离世；两年前的今天，余从先生也离开了我们。

今日转发此文，聊表对二位先生的怀念之情。

张一帆同志负筴执鞭京师，公事南下或返里省亲每莅舍小叙。今年春节，他回杭州过年，按例来探望我这个风烛老朽，一进门就大声说：“大好事了！余从老师要出文集了！”珍重地交给我一个包，其中是余从兄托他带来的书稿和一封手书的亲笔信——嘱我为他的《文集》写几句话。

不敢推托。写什么呢？

余从，自1949年在华北大学音乐科毕业师从我国著名戏剧史大家周贻白教授始，即从事中国戏剧史及理论研究、工作，至今已六十馀年。为我国文化系统最早的有数几位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之一，为全国艺术科学及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处的学位、职称、课题、项目评审委员，参与编撰我国戏曲的众多国家课题项目，并担任编审、编委、分支主编或副主编等。可以说，在1978年以下的三十年间，凡与我国戏曲有关的国家级的课题项目活动，余从大都参与并往往为实际主事者（之一）；尤其是参与编撰编审《中国戏曲通史》、《中国艺术百科词典》（副总主编、戏曲卷主编）以及担任分别获得文化部集体成果奖的国家重点艺术科研项目《中国戏曲志》（丛书）总编辑部常务副主编、《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丛书）总编辑部常务副主编，其学术水平、其组织能力、其工作态度及实际业绩，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他多次得到国务院、文化部的褒奖也是当然的。

2009年洛地先生（右）来京参加“十大文艺集成”

编纂完成总结大会时和

余从老师（左）合影

上面几句介绍，行内同道大概只会觉得过简不足而不会认为是过誉吧。而我所以写以上一段，则是想说——

余从他，把他勤学砺思一生的思维智慧、学术探索、研究成就以至时间精力即其生命尽付与由其师辈学者或国家部委领导为主编的如《中国艺术百科词典》、《中国戏曲通史》、《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戏曲史图鉴》、《当代中国戏曲》、《中国京剧艺术》、《中国京剧百科全书》等等有关我国戏曲的众多集体课题、项目之中，勤恳辛劳地做（大师、领导）主编的助手，任劳任怨地张罗各种活动、会议、迎送、应酬，安排极其大量的有效无效的筹措计划、体例部署、工作程序，应付众多事务性事务、甚至费神去调解排除有谓无谓的纠葛纠纷。余从他，作为行内（至少文化系统内）公认的我国戏剧史论、理论方面国家级专家的余从，他个人的（署名）学术专著，严格地说，六十多年来只有一本半：一本是1990年出版的《戏曲声腔剧种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已再版），半本是与人合作于1993年出版的《中国戏曲史略》（亦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亦已再版）。是不是太少了？当然是太少了——这也原是他自己执意所为。如今他终于愿意考虑将“曾发表和在各种集子中的文稿”集编《余从文集》，当然是大孚众望的事！

2009年洛地先生（中）

来京参加“十大文艺集成”编纂完成总结大会时

和余从老师（右）合影

2009年余从先生参加

“十大文艺集成”编纂完成总结大会时

题词留念

余从，作贡献于京师中央一级文艺院校、机关，其所事皆国家级课题项目并担任一定领导职务，可谓翰林国士。洛地，一介南蛮布衣，文馆书办、艺场乐奴，且常年流连村镇；20世纪70年代末，劳作于山村之砖厂七年之馀，意想不到地得被落实政策由浙江省文化厅收回，旋滥厕1980年成立的浙江艺术研究所。二人隔如霄壤而相逢倾盖，实颇意外又偶然。

余兄有个绰号“余老闆”，无论人前人后或当面，人们也这样称呼他；他似乎也坦受不忌。我不清楚他这个称号的由来，但确知他得此称号与资本家企业家之为老板全然无涉（他得此称呼时可能资本老板在现代中国还没有复活）。我之所以也愿意那样称呼他，是因为他来担任《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总编辑部常务副主编具体掌《戏音集成》总编辑部事。

编纂《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是音乐界前辈、时任中央文化部（代）部长的周巍峙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并亲任主编，可谓“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先行启动卷。工作任务下达到浙江省，由浙江艺术研究所承担。意想不到的是，《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浙江卷》没有像《中国戏曲志·浙江卷》那样由浙江省文化厅领导主编，而是交给周大风；而大风兄对它全无兴趣，事情遂落到洛地头上。“十大文艺集成志”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巨大工程，中央省市领导、承办单位和参与的每个个人在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进行都有个过程。我接手负责《浙江卷》时，文艺集成志的性质尚未完全确定，《戏音集成》的编辑体例亦尚未拟订。我和浙江各地从事戏曲音乐数十年的同志们根据浙江及我国戏曲音乐实际和长久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以“学术探研推动《集成》编纂工作”为指导方针，“根据戏曲音乐本体结构，按戏曲源流及腔调系统梳理（浙江的）戏曲音乐”的设想。意想不到的是正在此时，总编辑部改组了，第二届总编辑部下达了“各省市卷按本省市现今的‘剧种’编录‘本省市各剧种的音乐’”的编辑体例；然而又意想不到，第二届总编辑部又变动了。一时间，我心里很有些迷茫。并不是为了《浙江卷》的编写（这没有问题），而是迷茫于《集成》第三届总编辑部将由谁来担任常务副主编具体管事？坦率说，我当时想不出北京有哪位可以担任《戏曲音乐集成》总编辑部常务副主编这个职务。很快，总部决定下达了：由《中国戏曲志》总部常务副主编余从兼任《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总编辑部常务副主编。我对自己说：“嗨，真是的，怎么没想起‘余老闆’呢？”——又是一个意想不到。

其实，到那时，余从与洛地并未订交。余从也许认得洛地但不知是否有所认识。而洛地对余从则是有一些认识的，对他的认识从何而来呢？是返回文化岗位后偶得幸列席末参加了一些活动，如张庚老召开的中国戏曲艺术国际学术会、《中国剧种大辞典》南京会议、昆剧及传字辈活动、《中国戏曲志》长沙会议、文艺集成志兰州会议等，又具体些是余从他作为《中国戏曲志》总编辑部常务副主编和主编张庚老等来浙江指导《戏曲志·浙江卷》编辑部工作等，在以上一些场合得瞻包含余从在内的领导我国文化系统的一些大家学者们的风采，从而也得到一定的认识。

余从兄领事《戏音集成》后，更有了直接交往。其间又有戏曲研究上的一些活动，有中国艺术研究院派我做一些事情等。当然，在一段时间内，最主要的是《戏曲音乐集成》的编纂。回想起来，何为兄在离开《集成》后曾有一长信，说：“你我老朋友了，真正了解却是搞《集成》闹矛盾的这几年，不但进一步了解了你的学术思想，更加深认识了你这个人。”与余从兄亦近似，也是在《集成》工作和学术的讨论过程中彼此相知。

2014年7月29日余从老师题签赠洛地先生

《戏曲史志论集》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月版）

当然首先就是上面说到的“各省市卷按本省市现今的‘剧种’编录本省市各‘剧种’的音乐”还是“根据音乐本体结构即‘腔调系统’梳理戏曲音乐”。余兄向我（们）详细阐述了形势、经济、人员各方面情况及条件，为什么十大文艺志集成工作必须抓紧开编，为什么只能按省市分卷，为什么各省市《戏曲志》和《戏音集成》只能按“本省市的剧种”编写等等。告诉我当“尽可能与总部体例一致”。虽然余兄没有说穿，我已听懂了：按各省市分卷、各省市卷按“本省市的剧种”编写（各行其事），是编纂集成志唯一可行的方案；反之，即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以全国通编（多卷本），集成志这项工程便缺乏其可行性。说起来，这我有体会。在《集成》省市卷还没有开始组织时，北京、上海、江苏、福建、浙江为京剧、昆曲（是不是设）“主卷”事曾在杭州会议。是我提出“浙江事由浙江写，浙江只写浙江事”，得诸家公允共为守则——不如此“各行其事”，什么事都做不了。我对余兄说，编纂方案问题在总部体例下达时就解决了：《浙江卷》当然遵照总部规定“按‘剧种’编写‘剧种音乐’”。而我对余兄耐心、细致的陈述、规劝，很有些感动。

其实，我（们）对总部体例是有所保留的（下文说）。同时，对总部我亦心存顾忌——虽然《集成·浙江卷》大框架是遵照总部“按‘剧种’编写”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我（们）的认识和总部某些提法不尽一致。如——

上面说到《戏曲志》与《戏曲音乐集成》是关系密切的两姊妹卷（如在浙江，《集成》参与者全部参与《戏曲志》事）；同时二者又是独立的（如在浙江，两个省卷编辑部人员全部不相兼）。种种关系，种种现象，种种问题。如二者皆以“剧种”为纲，《戏曲志·浙江卷》收剧种二十四，其中有七剧种为《集成》所不收；《戏曲音乐集成·浙江卷》收剧种十八，其中有一剧种为《志》所不收。余从兼《志》、《集成》两个总编辑部常务。我思想上准备他对《集成》审稿时会提出责问。事实是我白准备了答辩，余兄完全没有提。

又，如总部对收入《集成》的唱段有“选收‘优秀’唱段”的提法。我们觉得对优劣难有确定标准；更主要的是，戏曲音乐“据本而演文”，必根据其唱腔唱调的基本结构因辞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所以《浙江卷》的做法是着重选收比较最能反映各类各种戏曲唱腔唱调基本结构的唱段。

也因此，我们选收了浙江各剧种音乐的最早的一部分记谱入《集成·浙江卷》，那些乐谱无有录音。同时，基于对对戏曲音乐“据本而演文”的理解。我们没有按总部体例要求做到乐谱须同于录音即“音谱同步”。

又，总部曾有“剧种”按其“大小”编排次序的提法——如先行卷中的《北京卷》以京、昆、梆、评为序；《湖南卷》以湘、祁、辰河、巴陵、昆、花鼓花灯、傩堂、苗剧为序。我们觉得按戏剧历史为序似较能反映浙江诸剧种音乐的特征和相互关系，故《浙江卷》以高、昆、乱、徽、摊为脉络，将入卷的十八个剧种归为七分支：高腔三剧种、昆腔三剧种、乱徽（两分支）六剧种、摊簧（附戏弄）五剧种、越剧为序编排等等。余兄（在周巍峙主编同意下）容忍了《浙江卷》的一些做法。

又有三件事当一说。

一件事是：其时我写了一本《词乐曲唱》。人民音乐出版社请余兄审阅。余兄应我的请求将其审阅意见稍行调整作为拙著序——本书《余从文集》以《〈词乐曲唱〉读后》为题收入。

一件事是：在《浙江卷》的审稿会上，完全意想不到地，发生了由我提名为特约审稿员的某者在会上发风胡闹的极为恶劣的事故。我是悔恨莫及，我们编辑部同志们都很生气，向总部提出在特约审稿员名单中撤销了他。余兄回复：还是保留着吧——这也出我的意料。

再一件事，是：在《戏曲音乐集成·浙江卷》1998年出版之后的2002年，我们用《集成》总部发给我们的稿费，编印出版了在1992年已完成的“按戏曲源流及戏曲音乐本体结构即‘腔调系统’梳理（浙江的）戏曲音乐”的一本书《戏曲音乐类种》，作为我们这些因编写《集成》而汇集起来的浙江省卷编辑部同志们，以“学术探索推动《集成》编纂”的副产品，同时也是“假编纂《集成》而进行学术探索”的科研成果——这就是对余兄保证：“《浙江卷》当然遵照总部规定‘按剧种编写剧种音乐’”时的“保留”。余兄看到了，以极大的热情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誉——我是在很久以后才读到的——余兄在他2004年的这篇文章中写道：

“

戏曲声腔及其音乐结构形式是识别戏曲音乐不同品类的基石。不同品类的声腔及其音乐结构形式，也体现在对戏曲艺术品种、类别的标识上。然而……鉴别戏曲音乐品类与区分戏曲不同剧种是各有侧重，不容混同的。戏曲音乐的分类，不等于戏曲剧种的分类，因此戏曲音乐品种的分类，与戏曲艺术品种的分类，是彼此相关，又各有不同的两种分类方法。

”

（详见本书《余从文选》所收《回顾·期望——戏曲音乐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原来如此。先前，为《集成·浙江卷》编纂能较顺利进行，我把对戏曲音乐“腔调系统”的探索向余兄作了“保留”。余兄为了推行可行的《戏曲音乐集成》总部方案体例，把他对“戏曲音乐分类与戏曲剧种分类应当是两种分类”的看法向我（们）作了“保留”。直到读到他这篇文章时，才省悟当年他所以对《集成·浙江卷》某些与总部体例有所差异的做法予以宽容了。

同道们大约都有体会，20世纪下半叶我国科研活动的主要方式“集体探研编撰课题”这种做法，既有能集思广益的长处，又同时会有意见纷杂的短处；既能互相切磋增长才智，又同时必对（个人）敏睿的独见有所遏制。一处一作如此——可以从被公允地评为“现今既有的（通行的）戏曲理论基本上来自……挑起了戏曲理论建设的担子”的张庚、郭汉城二位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南京大学陆炜教授语）与张庚老个人文著间差异中得见。全国性的课题更其如此。在许多集体编纂课题项目中实际做着“常务”、又处位必须成事地兼任《戏曲志》、《戏曲音乐集成》两个总编辑部常务副主编的余兄，对此当有最深切的体会，即所谓甘苦自知。

洛地曾将一联涂鸦书赠余兄：

“

意气相投好用事；文章难得在糊涂。

”

如今有《余从文集》了，是不是可以于中略窥其婉曲而成全之一二呢？

以上琐言，主要是述说编纂《集成》时事。之所以主要说《集成》时事：

一，“十大文艺集成志”是一项从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到2009年完成历时三十年由全国三十省市文艺工作者全力投入编纂而成被誉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文化长城”的巨大工程，其意义之重大自不待言。余兄，他将他勤学砺思一生的思维智慧、学术探索、研究成就以至时间精力即其生命，尽付与、尽融入于集体编纂课题项目之中——是为余从。而我以为，最能呈现“余从之为余从”的，是他名正言顺即须处位成事地一肩双挑《中国戏曲志》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两个姊妹卷的两个总编辑部的常务副主编，三十年！因此，无论是对于了解《中国戏曲志》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及其编纂工作的总貌还是了解余从其人，本书《余从文集》所收关于“戏曲志书、集成”的《编纂〈中国戏曲志〉的历程》等十篇长文是必要一读的。

二，《中国戏曲志》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的编纂，可以说是全国的戏曲工作者——特别是一批在解放前后即参与“戏改”的有半个世纪以上工作经验的老戏曲工作者及老戏曲音乐工作者全部投入的一场长达三十年的全国“学术大讨论”——这一辈人今已大半谢世，当年的情景怎么也不可能再出现的了！这场学术讨论反映为其科研阶段性的成果《戏曲志》、《戏曲音乐集成》的完成。又同时，反映为《志》、《集成》中存在有尚须探索解惑的问题——余兄关于“戏曲志书、集成”的《编纂〈中国戏曲志〉的历程》等文中以“期望”提出了这些问题。我深切期望同道们、尤其是有志于做中国文化人、中国戏曲人、中国戏曲音乐人的年青同道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莫使我们“文化长城”的《志》、《集成》带着“遗憾”而“功垂千古”。

三，对于余兄个人，他与《中国戏曲志》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的关系已无须更作赘言了。《戏曲志》和《戏曲音乐集成》体例中都有（对戏曲、戏曲音乐有重大贡献的）“人物传记”一项。而全国《戏曲志》和《戏曲音乐集成》六十省市卷包括两个《山西卷》中的“人物传记”中都没有余从这个人。当然，这也是我在这里说说而已，他自己好像没有想到过的。

我与余从兄各方面差异很大，而识荆倾盖，相见恨晚。如今二人皆入耄耋。回顾旧日历程，余兄尝自谓其一生“无‘命’而有‘运’”——按其“命”此生当乖，而在厄仄将临之时，每有意外之遇而得“运”。噫，岂“命”、“运”之使然耶？大凡世上之事（事物、事情、事故），其发生之初无不意外偶然；既成而后回顾，则其过程中每一阶段、每一部分、每一点，包括其中每一人在每一时刻的每一遭遇，都按其内外因素而处在最恰当的位置上。

祝余兄安乐、吉祥、健康、长寿。

2012年4月2日

余从老师正在阅读洛老的序

二Ｏ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春分后一日

余从，原名徐灵寿，山西省五台县大建安村人，1931年12月生于太原。1949年9月于华北大学三部音乐科结业后，分配至中央戏剧学院，在戏剧理论教研室中国戏剧史教研组，从周贻白教授攻读中国戏剧史专业，并担任助教。1955年至1998年先后在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从事戏曲史研究，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1984年始，历任戏曲研究所副所长、所长，院研究生部戏剧学系主任，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至1998年5月离休。曾担任文化部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戏曲学院客座教授。

自1982年以来，先后担任国家重大艺术科研项目《中国戏曲志》常务副主编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常务副主编。著有《戏曲声腔剧种研究》，合著有《中国戏曲史略》等。参加编撰《中国戏曲通史》、《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声腔剧种部分副主编）、《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戏曲编审、撰稿人）、《当代中国戏曲》（撰稿人）、《中华文明史》（戏曲史学科主编、撰稿人）、《中国戏曲脸谱艺术》（编委、审读，获第8届中国图书奖）、《中国京剧艺术》（主编之一，获第11届中国图书奖）、《中国戏曲史图鉴》（主编，撰稿人）、《中国艺术百科词典》（副总主编，“戏曲卷”主编、撰稿人）等。

特别说明：

《余从文选》的编辑过程中，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的李松主任、王静副主任、原副主任张刚研究员做了大量协调和指导工作，参加搜集、整理、编辑的有资源管理处的朱飞跃同志、闫东东同志、北京市昌平区文联程晓颖同志，以及学苑出版社的洪文雄同志，《文选》后记由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朱飞跃研究员撰写。编辑工作还得到《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副主编、人民音乐出版社编审常静之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刘文峰研究员、包澄洁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路应昆教授，以及余从先生家人的大力支持。

本推文照片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张一帆老师提供。

作者简介：

洛地（1930—2015），汉族，男，浙江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祖籍浙江诸暨枫桥，1930年出生于上海。1949年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在浙江省文化（厅所属诸业务单位工作，其间，曾于1951年至1953年在上海音乐学院专修班学习；1959年至1978年下放劳动：1990年在浙江艺术研究所退休。1958年前，主要从事音乐、戏剧、诗歌等作品创作及民歌收集整理。1958年至1978年，在农村、工厂劳作。1979年后至今，对民族戏剧、音乐、词曲、文史作理论探索。

主要作品有《戏曲与浙江》《词乐曲唱》《词体构成》《说破・虚假・团圆》《中国民族戏剧艺术表现》《戏弄·戏文·戏曲》《洛地戏曲论集》《昆一剧·曲·唱―班》；自编《洛地文集》已印五卷（其他陆续在编）；主编《戏曲音乐类种》《浙江戏曲音乐集成·浙江卷》；记录编写《周传瑛昆剧生涯六十年》等专著。又，单篇论文，总字数约三百万字。曾任中国戏曲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